七星彩500期走势
您當前位置:首頁 >> 社會科學在你身邊 >> 政治學

國家治理新思維:由制度優勢向績效優勢轉換

2018-06-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彭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擁有一項傳統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 “大事”。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成績時強調:我國“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過去五年辦成的這些“大事”,從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領域,到高鐵、公路、橋梁、港口、機場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協調工程,以及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問世,都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辦成“大事”的獨特優勢。

辦好大事得益于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的“大事”治理產生了巨大積極效應,是中國治理體系的比較優勢,構成了中國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要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辦成“大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構特征和功能優勢密不可分。

第一,集中共識,決策迅速。面對重大事項的決策,需事前經過充分協商和醞釀。這個過程既是優化決策的科學化過程,也是獲得治理共識的合法化程序。減少繁復流程和消除多方掣肘,在重大領域一旦下定決心,就能夠迅速決策和執行。第二,績效導向,項目推進。由于權責關系清晰,治理效果和責任相對容易界定和衡量,中國國家治理方式的績效激勵機制作用顯著。同時,在重大事項上多采用專項治理的項目化處理手段,責權邊界在該設計中變得更為清晰,政策績效更為可考。以強烈績效為導向的治理體系動員了各方積極性,治理運轉方向明確,動能充沛。第三,集中力量,合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的強項在于,能夠有效克服政策阻力,集聚治理資源,協調治理行為等方面,治理“大事”的過程中可以集中和協調各方力量,共同支撐重大事務的治理格局。第四,治理穩定,持續用力。因治理過程自主性相對較高,治理體系的抗干擾能力較強,明顯提高治理體系的穩定性。面對不同發展時期,不同治理難題的過程中,保持政策穩定和治理定力,通過持續用力精準發力機制,獲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總體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辦好“大事”,得益于我國治理體系的自主性特征,這一特征保證了治理決策、集中力量、協調治理、績效導向、自我穩定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核心邏輯就是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治理優勢進一步表現為績效優勢。

公共治理體系對“小事”越來越重視

在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研究文獻中,有高政治(high politics)和低政治(low politics)的提法。高政治的領域是與國家生存密切相關的關鍵事務,例如國家和國際安全等事務;所謂低政治,涉及領域同國家生存的直接關聯度不高,例如社會管制與社會福利等問題。借用高低政治概念,我們可將公共事務治理分為高治理和低治理領域。高治理針對對國家生存與發展具有全局性、關鍵性和催化性作用的事務領域,也就是“大事”治理。低治理針對國家與社會進步具有普遍性、彌散性和基礎性作用的事務領域,也就是“小事”治理。

“小事”治理涉及社會福利、社會監管、環境保護、社會發展等,這類事務的特點是量大面廣,林林總總,具有很強的彌散性和基礎性特征。當前,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要轉化為治理優勢,不僅需要能夠辦成“大事”,更需要辦好“小事”。國家治理需要直接面對幾乎覆蓋到方方面面的“小事”,這些治理行為已經成為國家治理的重頭戲。原來傳統意義上的不起眼的“小事”,一件件都成為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

當前,公共治理體系對“小事”越來越重視,治理行為越來越深化,工作定力也越來越持續。一些城市將精細化治理作為城市管理的首要目標,在垃圾分類、交通管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等方面進行了專項治理,并迅速獲得治理收效。但是,與聚焦“大事”的高治理領域進行客觀比較,我們圍繞“小事”的低治理似乎并不那么得心應手。由于“小事”量多面廣,復雜性高,政府負荷日趨繁重,投入大、產出少,吃力不討好,治理的可持續性存疑。在“小事”和低治理領域,傳統治理方式中迅速決策和集中力量的招數,遭遇困難。與“大事”治理比較,“小事”治理已成為我國治理體系的相對弱勢。

為什么我國治理能力在“大小事”不同領域中能力強弱分明,高低立判?如何在學理上理解和分析這種反差呢?有學者指出,按照公共治理的事務量和特定性兩個維度,將治理對象分為不同種類。其中對比最為鮮明的兩類,一是特定性強和治理技術要求比較高,事務范圍相對集中和事務量相對較小的事務,例如外交、高科技創新、大型國有企業等領域;二是特定性和技術含量較低,但是事務量大,復雜程度高,自由裁量需求大的事務,例如基礎教育、鄉村醫療、扶貧等。這種分類契合“大事”和“小事”。我國治理體系中表現優異的“大事”治理,基本上都屬于特定性比較強,治理涉及面相對比較集中的治理領域。在這類治理事務中,我們可以依靠行政自主性治理優勢,通過迅速、集中、有力的治理策略而取得很好的治理效果。然而,面對特定性和技術性程度低,但是數量和涉及面大,治理復雜性程度高的所謂“小事”,單靠自主性的治理模式就面臨治理困境。

究其原因,“小事”和低治理領域的實際效果,不僅要求政府有足夠的動員、組織和執行能力,同時也取決于政策和治理行為的落地程度和巨量治理對象的配合程度。《社會權力的來源》一書中,邁克爾·曼將國家權力區分為專斷性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專斷性權力是指國家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權力,政治精英不必與公民社會各群體進行制度化協商而自行行動的權力范圍;而基礎性權力是指國家通過與社會互動獲得的權力,即一國政府在領土范圍內集中協調社會各方利益的有效政治決策能力。

努力提升辦好“小事”的績效

參照這個分類,國家治理能力也可以分為獨斷性能力和基礎性能力。“大事”和高治理領域多倚重獨斷性治理能力,而“小事” 和低治理領域則需要基礎性能力。目前,獨斷性治理能力明顯高于基礎性治理能力。國家基礎性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賴于國家與社會的充分結合與協調。因此,當前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迫切任務,是迅速有效提升國家的基礎性治理能力。需要在建設社會和提升社會協調水平的過程中,加強國家的基礎性治理能力。

如前所述,基礎性治理能力是辦好“小事”的關鍵。而基礎性治理能力的獲得,又必須通過國家與社會的充分聯結與協作才能達成。從世界多國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歷史經驗分析,建設社會和提升社會能力的過程,同時也是強化國家基礎性治理能力的過程。加強國家的基礎性治理能力建設,提升辦“小事”的治理績效,需要在處理國家和社會關系時摒棄“零和”思維。要遵循國家和社會內在的共生性原則,提升國家對社會的賦權比重,進而推動社會治理力量提升,從而全面強化國家自身的基礎性治理能力。

隨著國家治理進入新時代,“小事”治理能力提升面臨新的機遇。第一,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戰略,已經為辦好“小事”奠定了政治基礎,錨定了治理重心,指明了改進方向。第二,目前國家治理的重心下移戰略,重新形成“兜底”效應。政策焦點、治理資源、管理力量都向政策前端和基層一線下移,越來越聚焦于“小事”的治理領域。第三,“以事為本”的治理風氣日趨濃厚,抓住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問題,以項目化的推進手段,以“釘釘子”的務實精神,確保了治理輸出的有效性。

從現實上看,“小事”治理與“大事”治理有著本質差異,需要不同的治理體系、治理機制和治理風格。應當避免用辦“大事”的方法辦“小事”。辦好“小事”,需要我們真抓實干、持續用力,也要求我們改變用力的方向和用力的方法。這就要求我們更換思路,思路不換容易走回老路。在關系到民眾福祉和安全的頭等“小事”中,應當以執政黨建設為龍頭,實現政府治理績效質量改進、加強依法治國和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相互支撐和有機統一;在“重心下移”的策略調整中,盡快打造多方協作的公共治理平臺,承載公共治理的兜底功能;應當以項目化治理為基礎,在“以事為本”治理風格形成中,注重國家治理體系的調整與完善,通過多方協同和技術改進,抓緊彌補治理盲點和縫隙,減少政策風險和治理失誤。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充分體現了國家治理的新思維,目的在于實現國家基礎性治理能力和社會能力之間的相互強化和相互支撐的良好局面。我們應嚴格按照中央的統一規劃和政策部署,構建起多方合作的社會治理格局,國家治理能力在應對“小事”上就會大為增強,與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結合起來,必將形成高低治理的雙強模式,必定能夠極大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進而加快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精彩熱點

排行榜

版權所有:福建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技術支持:東南網

聯系電話: 0591-83701727 郵箱:mast[email protected]fjskl.com.cn

閩ICP備15001769號

七星彩500期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