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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道幸福觀的研究路徑

2018-06-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尚建飛

 作為“幸福”來講的先秦儒道幸福觀,其實就是二者關于好生活的理解。這種理論視域的合理之處首先在于,能夠突破“樂”的形式限制,進而追隨文本本身的問題意識,深度領會先秦儒道幸福觀的價值內涵。其次,在“幸福”或好生活的語境當中,先秦儒道幸福觀不僅在展示二者關于快樂體驗的看法,而且把先秦儒道的道德、政治主張看成更為重要的議題。

由于幸福觀在形式上體現為快樂的心理體驗,許多當代學者認為,先秦儒道兩家關于“樂”的論述是其幸福觀的核心內容。但是,對于側重從“幸福”來展開詮釋的另一些當代學者來說,先秦儒道幸福觀本身包含著實踐活動與心理體驗兩個基本向度。換句話說,因為先秦儒道幸福觀是以“幸福”作為基本視域,所以這一議題既要分析先秦儒道的快樂體驗,還應該將其幸福觀的根源歸結為各自的道德、政治主張。

通常情況下,直接用“幸福”來解讀先秦儒道幸福觀的研究路徑,往往被認為是缺乏文本依據或脫離了先秦儒道的語境。這些批評證明治學方式存在著差異或多樣性,然而,它并不能阻礙當代學者借助“幸福”來梳理先秦儒道幸福觀的嘗試。事實上,許多當代學者認為,先秦儒道所謂的“幸福”最初與個體的道德實踐密切相關。

首先,從價值論的角度來看,先秦儒家提出的“孔顏之樂”,以追求道德理想、“達到精神上的滿足”作為幸福的實質,并且從超越感性欲望的層面展現了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征。為了凸顯其與道德實踐的內在關聯,有些當代學者將先秦儒家的幸福觀直接稱為德性幸福觀:《論語》中的“孔顏之樂”“曾點之志”與“君子之祿”,兼顧了道德修養和人生幸福兩個層面,同時又以成就圣人、賢人的德性作為至上原則;孟子幸福觀的主題集中于君子,并由君子的“所欲”“所樂”“所性”構建起了幸福的完整序列;荀子一方面保留了孔孟的德性幸福觀,另一方面“又論證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其次,與先秦儒家有所不同,先秦道家的幸福觀并沒有將“樂”確定為自己的核心范疇,而是試圖以合乎“道”的生活方式或精神自由來闡明人類實踐活動的目的。一方面,有的學者提出道家幸福觀的首要特征即是“合道順道”,由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身心和諧、遵循本性、追求精神上的虛靜逍遙以及超脫世俗等諸多實踐主張。這種觀點能夠從倫理學的角度獲得更為詳細的說明。例如,《老子》中的“尊道貴德”所要表達的價值立場是,人類生活“應以守護生命作為終極目的”,而尊重每個個體存在價值的德性則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鑒于老莊批判世俗價值觀念的面向,一些學者認為,先秦道家的幸福觀是要擺脫名利、寵辱和生死的外在束縛,從而希望達到絕對的精神自由。與老子相較,莊子的“逍遙游”等學說展現出幸福的宏大氣象,同時又能憑借直覺體驗、理想人格、法天貴真來實現自身的精神自由。

除了道德實踐的視域,當代學者還探討先秦儒道幸福觀與其政治主張之間的關系。有的學者認為,孔孟立足于“集體主義價值觀”來看待幸福。先秦儒家幸福觀既然關涉全體社會成員,這就必然要求統治者“應將社會整體幸福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在某種意義上,上述觀點體現了先秦儒家關于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基本看法。不過,孔孟崇尚社會整體幸福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政治權力,而且也視整體幸福為他們實現自身幸福的必要條件。換句話來講,“君子之仕”“平治天下”在形式上是針對禮崩樂壞的社會危機,但其實質則在于確證孔孟擁有與圣人、大人相同的德性。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有的學者才會指出,孟子把進入仕途看成一種契合“堯舜之道”的品質。

當代學術界認為,先秦道家的幸福觀主要集中于個體生活領域。然而,這一印象可能更適合用來評價莊子的幸福觀。毋庸置疑,莊子將老子的“道”確定為沉思人生問題的基本視域,不僅優先“探討個體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而且把人生幸福歸結為“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然而,我們似乎可以追問:莊子是否完全懸置了社會政治問題?或者說,老子的幸福觀是否也對社會政治問題漠不關心?實際上,有的當代學者試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詮釋莊子思想,并且發現“《逍遙游》的真正‘作者’”應該是具有內圣外王之道的莊子。與不確定莊子政治主張中是否蘊含著幸福的狀況相比,當代研究老子政治思想的學者曾評論道:“《老子》政治理念下的幸福觀,既不否定世人之樂,也格外推崇圣人之樂。”也就是說,《老子》中既表達出了統一百姓之樂與圣人之樂的價值取向,又將這種幸福觀奠基在“圣人所掌握的‘玄德’”之上,即以圣人遵循“道”和“無為”作為先決條件。

概而言之,作為“幸福”來講的先秦儒道幸福觀,其實就是二者關于好生活的理解。這種理論視域的合理之處首先在于,能夠突破“樂”的形式限制,進而追隨文本本身的問題意識,深度領會先秦儒道幸福觀的價值內涵。其次,在“幸福”或好生活的語境當中,先秦儒道幸福觀不僅在展示二者關于快樂體驗的看法,而且把先秦儒道的道德、政治主張看成更為重要的議題。此外,在肯定其學術意義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立足于“幸福”來詮釋先秦儒道幸福觀的困境在于:先秦儒道幸福觀顯然不認為道德品質或德性是快樂體驗的工具,但二者又是如何證明道德品質或德性具有內在價值的呢?只有解決了這一理論難題,我們才能更好地領會“孔顏之樂”“尊道貴德”以及“逍遙游”所蘊含的精神實質。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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